子上的“b”。我们看见一个小子，追了上去，但他一转眼就不见了，活像耗子钻进了只有耗子才能钻的地洞，我嚷嚷着叫那个屁眼人滚出来，像男人一样受死，我实在太想杀他了，我想杀杀杀，然后一条狗跑出来，我转身去追那条狗，因为我想杀死那条狗，我必须杀死那条狗，我一定能杀死那条狗，我杀了那条狗！乔西·威尔斯和其他人跑向卡车，他们逮住一个小子，踢他的后背、小腿和屁股，说这是给雷马所有的逼眼儿上一课，别动什么投向民族党的念头，你们记住了，我们有枪，也知道你们躲在哪儿，他们继续踢那小子，他跑掉了，我想开枪打他，哭包看着我，我也想开枪打他，我实在太想开枪打他了，我现在就想开枪打他，现在现在现在，但哭包说你抬着你的血逼屁股给我上车，否则这儿的人会给你身上镶满子弹，弹孔多得一刮风你就会呜呜响，我想不明白，因为我想操的时候，我就想操操操，我想杀的时候，我就想杀杀杀，还有现在我不想死，我怕怕怕，我从没那么害怕过，我的心脏跳得那叫一个快快快。我跳上后排座位，我想开枪，我的感觉比好还好，我的感觉比好还好，但就在我开始感觉比好还好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开始没这么好了。没有杀人就离开了捕鱼小镇，我的感觉像是死了什么亲人，我不知道原因。我对此不该有任何感觉，但我控制不住。黑暗从没这么黑暗过，车程从没这么漫长，虽说距离并不远，我知道哭包很生气，我以为他要杀了我，杀了所有人，整个哥本哈根城都灰蒙蒙脏兮兮锈迹斑斑，我恨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只熟悉这一个地方，我能想到的只有我吸那东西之后一切都显得很美好，每条马路都漂亮，每个女人我都想操，我扣动扳机可以杀死任何人，那将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杀戮，但现在我没有得到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杀戮，现在红色不再是最红的红色，蓝色不再是最蓝的蓝色，节奏不再是最甜美的节奏，所有东西都让我哀伤，还有某种我无法形容的东西，我想要一件东西。我要美妙的感觉，我现在就要。此刻就要。
罗爸爸像发疯似的大发雷霆，说谁允许乔西·威尔斯和哭包去雷马为非作歹了，谁他妈允许你了，他说是个比你更有势力的人，罗爸爸有一会儿像是要揍乔西·威尔斯，但他看见了我们，看见我，看见枪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肯定是很沉重的念头，因为他转身走开了。但走开前他对任何人、每个人、没有人说：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杀得无人可杀。乔西·威尔斯哧哧怪笑，回家操他女人或玩他小孩去了。和我生活的女人看着我，像是从来没见过我。她是正确的。她从没见过现在的这个我。
公元1976年带来了一场大选。带枪来贫民窟的男人说得很清楚，社会主义政府绝对不能再次获胜。他们会先唤来地狱烈火和诅咒。他们派我们去崩了两个八条巷的人，然后又派我们去崩了更多的人。加冕市场，我们走向一个女商贩和一个衣着得体像是来自上城区的女人，崩了她俩。第二天，我们去十字街下城区紧邻上城区的地方，闯进一家中国人的商店，开枪打个稀烂。再一天，我们拦住一辆穿过西金斯敦去圣凯瑟琳的公共汽车。我们抢劫和吓唬乘客，但一个女警察大喊不许动，就好像她是斯塔斯基或者哈奇。她还没来得及拔出枪，我们就拖着她下了车，公共汽车逃跑了。车来车往，我们在路边的野草丛里朝她开了六枪。她的身体随着子弹扭动，而乔西·威尔斯在我们开枪前干的事情让我想吐但不敢吐。罗爸爸绝对不可能允许。乔西对着我们挥舞手枪，说要是我们敢说出去，他就让我们尝尝天罚。
和我生活的女人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，但只要有粉吸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很快哭包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了，挡在我和痛痛快快吸一大口粉之间的逼眼儿都非死不可。我需要得到奖赏，需要东西赶走抑郁。现在就是这样了，要么是吸一口，
要么是梦想着吸一口，而心情沉痛得像是什么人死得一去不复返了。
消息在牙买加流传：犯罪已经失控，国家将落入猪狗之手，连上城区也都不再安全，人民民族党正在失去对这个国家的控制。离大选还有两周，罗爸爸派我们挨门挨户提醒大家该怎么投票。有个小子说他不听罗爸爸的差遣。乔西·威尔斯也许会哧哧怪笑，嘟嘟囔囔，说些有双重含义的话，但乔西·威尔斯绝对不会忘记罗爸爸之所以是爸爸，是因为他是全贫民窟最悍勇最残忍的角色。罗爸爸走到那小子面前，问他多大了。十七，小子说。看着像是到不了十八了，罗爸爸说，朝他脚上开枪。小子惨叫，跳了几步，继续惨叫。这儿似乎有些人没耐心了，他喊道。有些人忘记这儿谁是唐了！你！你忘了吗？他用枪指着另一个小子问。那小子跳起来，颤抖着说不不不罗爸爸你是唐，你是唐中之唐。罗爸爸哈哈大笑，那小子吓得尿了裤子。舔干净，罗爸爸说，小子愣了一秒钟，罗爸爸开了一枪，说要么你舔干净你的尿，要么我们擦干净你的血，小子看见罗爸爸没在开玩笑，连忙趴下，开始舔自己的尿，活像一只猫发了疯。
于是我们走上街头，敲开每一户的家门，要是锁着就踹开，有个半疯的老家伙说他不会投票给任何人，我们把他拖出家门，扒掉他的外衣点燃，又扒光他的内衣也点燃，我们踢了他两轮，说他最好想清楚他该投票给谁，否则我们就要烧他家里的东西了，和我住在一起的女人问他们会不会来找她，因为劳动党和民族党都狗屁不如，我说我们会的，她没有再和我说过哪怕一个字。白人和带枪到贫民窟的男人来了，他们找乔西·威尔斯说话，而不是罗爸爸。罗爸爸最近甚至很少在贫民窟出现，他和歌手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。
夜晚。十二月，天气应该很凉快了。歌手在他家里。生活，唱歌，玩耍。整个牙买加甚至贫民窟都在议论他打算怎么操办“微笑牙买加和平演唱会”，虽说那是民族党的宣传活动，回声连队——拿民族党薪水的坏人——没日没夜地守着他的住处。只有一辆警车在傍晚时分停了一会儿。没有人进去，只有几个人出来。我看着车辆经过，我看着房间里的灯光点亮、熄灭、再次点亮。我看着矮胖的经纪人去了又来，看见棕色头发的白人。他说过假如他不能帮助更多的人民，他的生命就毫无意义，他帮助了许多人，一直在给人们需要的东西，但年轻人不需要任何东西，他们想要所有东西。我们唱其他的歌曲，没钱制作歌曲的年轻人唱的歌，我们乘着真正的摇摆旋律晃斯卡，因为只有女人才跳舞。我们唱我们在梦里作的歌，假如你能乘上闪电，就能劈出雷声。歌手以为约翰尼已是过去时，但约翰尼依然在，约翰尼改变了，约翰尼要来杀他了。今晚之前，我看见他和罗爸爸一起抽大麻，他们把信封交给替警长杀手跑腿的小弟，比我更大的人都在琢磨这个脏辫究竟在搞什么。歌手认为他和我们来自相同的地方，因此明白我们是怎么生活的。但他什么也不明白。所有离开又回来的人都像他那样以为，以为事情还是他们离开时的那个样子。但我们不一样了。我们比他更坚强，我们不在乎。他在变成我们这种人之前就逃跑了。
我们？我们是最顶级的坏人。有一天我们守着街角玩骨牌，海克尔的母亲过来说她能在他的房间里闻到各种各样的肮脏，他扇母亲的耳光，说不许不尊重走在街头的坏人。和我住在一起的女人问我会不会这么对待她，我没有吭声。我不想打女人。我只想要点免费的白粉。我想要的只有这个。我需要的也只有这个。两天前我经过一个女人的住处，哭包光着身子走向屋后的水管。他摘下小弟弟上的安全套扔掉，冲洗自己的身体。每个人都知道安全套和计划生育是白人灭绝黑人的阴谋，但他不在乎。我看着他摘掉眼镜，用破布和肥皂擦洗全身上下，就好像那根水管和那棵树是专门为他准备的，但那儿